继资金、技术和人才之后，商业情报是决定企业生死的“第四种生产要素”
　　中国产业升级须力避“情报门”
　　本报记者 王磊
　　“力拓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
　　从最初曝光“间谍门”，到窃取商业秘密的全方位调查，高度开放并快速复苏的中国经济，意识到自身肌体“有许多漏洞”。
　　商场如战场，商业情报不但涉及财富分配，而且是继资金、技术和人才之后，决定企业存亡的“第四种生产要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
　　很多500强企业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
　　“工业间谍”诞生的逻辑并不复杂。如果能花100万美元贿赂、收买工程技术人员解决问题，为何要花10年和10亿美元自己研究？据说，这是有的国家“情报立国”的思路。二战后，日本约有一万多人被派到美国学习新工艺和管理技术。美国人后来称：这些日本人花费了25亿美元，就几乎把西方所有技术都搞到了手，这笔钱不过是美国每年研究经费的1／10。
　　江涌说，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情报史”，不难发现，世界500强企业中，90％以上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收集并储存有关市场和竞争者的一切信息，甚至监视同行公司的信心和士气。与此对应，《财富》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业机密被窃的损失高达450亿美元，每家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显然，“情报战”本身就是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中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表示，在世界铁矿石市场拥有相当话语权的日本各大综合商社，有时就是集贸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体的“情报机构”。
　　白益民介绍，有的企业大约5~60秒钟即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行情，1~3分钟即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品种、规格的资料，3~5分钟即可查出国内外1万多个重点公司的各年度生产情况，5~10分钟即可查出各国政府的各种法律、法令和国会记录，5分钟即可利用数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画出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影响的曲线图……
　　据悉，国外很多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情报机构雇员，大多都是前政府资深情报人员。有的政府设立研究生院，培训商业间谍。有的美国大公司可以为面临退休的特工提供有吸引力的报酬。同时，许多政府情报机构，也把搜集全球重要经济科技情报放在首位。据报道，美国很多公司委托专业情报机构收集情报。
　　江涌称，“工业间谍”是随着工业革命兴盛才日趋泛滥，本来就缘起于西方。当年，德国为获得英国先进技术，经常偷窃英国的工业设备、诱捕英国技术工人。　行业差距与西方缩小，导致中国间谍案高发
　　“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等，不过是间谍侵扰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的“后来者”。 
 
　　改革开放后，一些化妆成“国际友人”的商业间谍潜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景泰蓝制作、“英雄”与“金星”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诸多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传统技艺和专利技术纷纷外泄。
　　江涌称，现阶段中国之所以成为商业间谍案高发期，主要因为近年来中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如电信、网络、生物、航天等，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些企业、行业的核心技术是相关对手极力想获取的“竞争情报”。
　　他强调，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往往成为工业间谍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方如今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江涌说。
　　“力拓案”曝光前，“经济安全”是个冷僻的概念。江涌觉得，有些人说经济是“越开放越安全”，“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纪金融大危机的最小受损者”，这不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国人。
　　其实，在现代商业社会，情报人员可谓无孔不入。比如，国外评级机构给中国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中国做咨询顾问，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这中间，就隐藏着大量情报人员，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做伪装，窃取中国的商业情报和商业秘密。
　　工业间谍的另一个重要“掩体”是非政府组织（NGO），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华苦心经营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门乃至在一些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有着广泛的人脉与良好声誉。一些基金会常年为中国学者出国学术访问提供资助，同时为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
　　江涌说，某些基金的研究项目设计得非常“巧妙”，与我国的重大研究项目相一致，当某个重大研究项目快要结项的时候，该基金就会找上门来，向课题负责人或重要承担者，直接提供同样或近似的项目研究资助，如此即可经济快捷、轻而易举地拿到相关研究成果。
　　对于此类情报渗透活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称之为“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刺探。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言论，或引导舆论，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在“力拓案”之前，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等，因涉嫌出卖国家经济主权被查处，应该是“最典型”的经济安全案件。该案中，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时，中国官员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帮助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
　　江涌认为，那种针对一国经济政策和宏观决策的“间谍行为”才最厉害，它会悄无声息地将国家经济政策引向歧路，当你觉醒时，却发现已完全被别人俘获了，如同请君入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