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干扰更有效率。无人机主要依靠两个信号来源进行操控，一个是操控端发出的飞控信号，另一个是定位信号，具体到中国的无人机，就是GPS信号或北斗信号。这两个信号来源是进行反制的关键。

“无人机的飞行频段、遥控频段由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专门分配，GPS和北斗也分配了专用频段，只要是合法厂家生产的无人机，那么被屏蔽或干扰的就是相应的频段。”一家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公司的经理贾航（化名）告诉《财经》记者。

正在飞行的无人机若被切断了飞控信号和定位信号，会“放空”，不知道往哪里飞、如何行动，之后会慢慢垂直落下，如果有风，便随风飘移直至落地。这种方式直截了当，虽然无人机有可能因风速等影响在下落过程中有所损坏，却远比军用反制设备造成的摧毁后果温和。

此外，也可以通过无线电干扰，仅切断飞控信号，这样无人机会乖乖地沿原来的飞行路线返航，且飞手无法调整它的航线。

反制最新的思路是：“逮捕”这个不速之客，屏蔽掉无人机与飞手之间的联系，操控无人机飞到反制者这边。

一些特殊场所，比如机场、军事基地、军营，或者如看守所等高度戒备的地方，可以固定布防反无人机设备：在一个区域周边布点安装雷达探测器、红外探测器、激光探测器等后，它会像哨兵一样值守，发现无人机靠近，便利用无线电干扰赶走或者抓捕无人机。

一些布防设备甚至考虑到了网络安全的问题，通过建立自检机制和报警功能以防范黑客入侵等小概率的潜在威胁。“哨兵”价格不菲，一个四方形的区域，仅在四个角安装，要花三四百万元。

轻质化、便携化，是当前反无人机行业的技术攻关方向。国内外市场上均可见背负式反无人机设备——一只大大的双肩包，里面装着电源和信号发射器，信号发射器往往被做成枪的形状，操作者只需举“枪”瞄准无人机。

操作者瞄准无人机后的关键技术点，是干扰效率。假如一架无人机在空中飞行时，它与飞手和反无人机设备操作者之间的距离都是300米，且恰好反无人机设备在这个距离下才能够干扰到飞手的信号，那么此时的干扰效率就是1比1。这样的干扰效率没有意义，相当于双方对无人机的制约力量相当。

想要更早地对无人机采取反制行动，就必须有更高的干扰效率。“我们也看过一些国外的反制产品，是1比2的干扰效率。”贾航透露。更高的干扰效率，不仅能及时赶走或抓获无人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还有可能为后续行动争取反应时间。这是当前国内外反无人机行业正着力解决的技术问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当无人机的工作频段不在规定之内，反无人机设备就无计可施了。

也就是说，无人机生产厂商在制作过程中必须遵守规定，这是反无人机设备发挥作用的前提。

“对于厂家来说，极端情况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使用非法频段的无人机很少。”贾航说，一些航模爱好者可能给自制的无人机设定非法频段，一些很小的生产玩具或航模的厂家也可能使用非法频段。

规范无人机生产是管制的源头。近日，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对媒体表示，民航局将研究推行无人机实名制以减少“乱飞”，对于娱乐型、运动型等轻型航空器，会在航空控制区建立电子围栏，无人机在出厂时即把机场数据录入，以此保证无人机无法进入各种飞行禁区。

规范民用无人机的呼声此起彼伏。2009年以来，中国民航主管部门颁布了多个相关管理文件，分别针对无人机的适航管理、空域管理、驾驶员资质管理。一架无人机想飞上天，除了遵守禁飞、限飞规定，要完成一系列审批手续，如空域飞行管制、航空器适航性审定、航空器驾驶人员审核和航空作业许可等。

当法规相对完整时，“关键是各个部门之间要做好沟通和协作。”华宁汉能（北京）航空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对《财经》记者说。

有的无人机生产厂家主动给自己的产品套上“缰绳”，如大疆使用地理围栏技术，给产品进行了固件升级，标记出禁飞区，当无人机定位到处于禁飞区时，比如北京六环以内，它将无法启动，或在飞到禁飞区边缘时，将自动按照失控模式进行返航或者降落的处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一些论坛上，已经在热烈讨论如何破解大疆的地理围栏系统。据《新京报》报道，有商家称千元可“破解”大疆无人机的禁飞区。据悉，北京朝阳区警方已介入调查。

一位无人机业内人士也提出质疑：“禁飞区，除了机场，还有一些军事设施或区域，这些都属于敏感信息，厂家如何有权利了解这些禁飞区的信息？”